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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专访| 支招农村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

发布日期:2018年06月04日 点击:

来源:《金融时报》记者:姜欣欣

原题:《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顾雷:农村普惠金融的现实问题与解决之道》

 

当前,虽然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经过几年的实践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农村地区面积辽阔,贫困人口众多,市场环境多变,普惠金融在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一定折扣率,“最后一公里”问题未被完全跨越。为此,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顾雷博士,他围绕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当前实践、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前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取得的成效与相关经验

 

《金融时报》记者:经过三年多实践,农村普惠金融已经成为我国削减贫困、保障权利、实现平等发展的重要途径,您认为我国农村普惠金融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顾雷:一是推广了“普惠金融+民生”为特色的金融服务模式。近年来,我国不少省市围绕着“普惠金融+民生”模式开展普惠金融活动,收效显著。例如,江西省农业银行在丰城等地推广“惠农卡+智付通+网银+乡村卫生室+小超市”服务模式,为农民提供简易的金融服务,并大力推广符合农村居民、中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特色需求的非现金支付工具,提高银行卡活卡使用率和自助设备利用率,深受乡村中老年农民的欢迎。

 

二是传承了“普惠金融+财政”为中心的信贷产品体系。全国各省市大多运用央行政策性资金支持普惠金融,“普惠金融+财政”为核心的信贷产品体系有一定代表性。以甘肃省为例,多年来形成了“支农再贷款+”、“扶贫再贷款+”、“支小再贷款+”等传统扶贫体系,累计发放支农(扶贫、支小)再贷款、再贴现资金1000多亿元,为贫困户、县域富民产业、农村居民和小微企业提供大量低成本小额贷款支持,收到较好实效。

 

三是搭建了“普惠金融+数字”为支撑的互联互通平台。由于开设机构网点的高成本和客户的分散性,过去金融机构网点很难渗透到农村偏远地区。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工具完成非现金交易,让普惠金融服务得以更广泛实现,使用微信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普惠金融专线,推出“支付服务”、“在线查询”等专项服务,有效推动普惠金融向数字化、便利化方向发展。以甘肃省兰州为例,“普惠金融共享家园平台”自20178月份运行以来,关注用户已超过38万人,页面访客人数超过15万人次,累计办理支付业务1万多笔,金额150多万元,极大提高了兰州市的数字金融服务覆盖面积和受惠人数,有望成为甘肃省最具影响力的互联平台。

 

四是推进了“普惠金融+教育”为宗旨的消费者保护运动。针对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普惠金融意识淡薄等现状,全国很多省市借助微信平台、网络媒体和数字媒体等各类新载体,利用“3·15”、“5·15”等主要宣传节点,针对城镇低收入人群、农村贫困人口、创业农民、残疾劳动者、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深入推进普惠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提升公众金融运用和风险防范能力,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是组建了“普及金融+服务站“为主导的基层服务网点。目前,全国很多省市陆续建立了乡政府、村委会为主导的基层金融服务网点,设立的“普惠金融+服务站+村委会”基层服务网点,向村民提供诸如银行小额取款、缴费、转账、贷款、公共事业办证、票务查询及购买、医疗挂号、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求职、农村物流等服务。以湖南省为例,农行会同县支行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点387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发放惠农卡24万多张,累计办理金融交易34万笔、金额4307万元,使广大农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金融时报》记者:这些卓有成效的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后开展普惠金融提供哪些借鉴?

 

顾雷:首先,政府引导是核心。在我国开展普惠金融,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引领和推动作用,利用政策支持、财政资金引导等工具。例如,湖南省选择娄底双峰县、怀化会同县作为全省普惠金融服务试点。截至去年年底,湖南省农业银行共投入近7亿元资金实施“金穗惠农通”工程和民生代理工程,设立普惠服务点2.5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96%,形成了“网点固定服务+服务点代理服务+电子渠道自助服务+上门服务”四位一体服务模式,开发了“农保通”、“直补通”、“农合通”三大支付系统,全天候、跨地区、多渠道提供“查、缴、扣、取”金融服务,把国家惠农政策、资金和技术及时、方便地送到贫困农民手中,切实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其次,市场运作是关键。普惠金融不同于政策性金融,不是第二财政,政府必须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和资金价格的市场,不再单纯依靠财政扶持政策、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发挥市场利率的调节作用,改变农村乡镇过度依赖国家财政、政策性担保的局面。例如,201712月甘肃省财险兰州分公司敢于突破传统财政补贴模式,利用商业化保险模式,开发了“地方财政补贴型蔬菜价格指数保险产品”,从张掖逐渐推广到全省施行,提高试点地区农户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深得民心,口碑良好。这是全国首例蔬菜指数保险,具有较高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再次,创新发展是动力。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先进网信技术,解决当前普惠金融人员紧缺、下乡成本高等难题和短板。湖南省充分利用供销社、村卫生室、电信代办点、烟草专卖店,通过“电脑+柜台+互联网+人员”接入方式,设立村级民生金融服务站,对接淘宝、农人公社、农民伯伯、德一民生、肆零科技、湘村购等涉农电商企业,使得普惠金融服务变得更方便、更简单、更有效。

 

最后,合作共赢是基础。引导各类型机构结合自身特点,打造一个以“惠农通”服务点为依托,建设具有包容性和竞争性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以江苏省为例,积极研发符合电商特征的信贷融资产品,推广助农取现、涉农代理、自助农贷、惠农理财、商品代购应用,构建集商品交易、金融支持、平台运营于一体的农村金融互联网平台,实现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截至201712月底,江苏省农行浦口支行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35户金额10亿元、个人经营贷款50笔金额1.22亿元,开创“农资+农村消费品=信用购”模式,支持了浦口地区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存在的问题与相关建议

 

《金融时报》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我国开展普惠金融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都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顾雷:其一,普惠金融政策配套及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没有形成普惠金融法律体系。以小额贷款为例,目前全国除了23号文(2008年《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外,再无其他全国性法律法规对小贷市场进行统一规范,取而代之的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颁布的20多个小额贷款办法、通知、规定或意见,五花八门,缺乏系统性、连贯性、完整性。

 

其二,金融机构下乡成本较高。现阶段,真正下乡的金融机构多是农信社、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网点主要分布在县域以上经济发达地区,县域及以下农村地区人均金融网点占有率很低,正规金融服务资源难以覆盖和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广大农村地区。

 

其三,全国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依然没有建立。我们近期对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调研时发现,当地小贷公司、村镇银行与工商、税务、保险、银行等部门信息无法对接,对小微企业、弱势群体和农户家庭的情况并不了解,极大地妨碍了金融服务惠及每村每户,难以实现“人人有信用,信用有价值”的核心理念。因此,如何能让信用记录不全的人,或者信用不是特别好的人也能获得普惠金融服务成为我们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四,普惠金融供给的产品不足,金融服务不够丰富。很多在国际上已经认可的普惠金融产品,在中国无法真正开花结果,目前提供给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产品丰富程度不高,难以满足我国普惠金融主体的多样化需求。

 

其五,受到传播能力限制,乡镇地区普惠金融意识有待提高。在我国很多偏远村镇地区,金融知识匮乏,互联网金融技术使用率不高,依赖银行柜面服务习惯难以改观。因此,如何运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区块链数据实现金融服务能力的传播,更好地获取客户、服务客户、留住客户和开发客户成为今后推动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方面。

 

《金融时报》记者:十九大以后,从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金融角度,您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什么样的预期和建议?

 

顾雷:第一,不要把扶持与普惠金融混淆起来。送猪、送钱解决不了贫困问题,必须把产业和金融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普惠金融。三年前,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政府创办的“普惠金融试验区”,将投融资企业PPP股权合作模式从土地储备开发推广到产业投资领域,在不增加政府债务前提下,激活社会资本,扩大民间投资,帮助农村贫困人员统筹解决区域城镇化、产业发展资金需求,有效解决了农村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问题。

 

第二,从当地资源中寻找突破口。我国农村有许多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森林湖泊、田园山水等资源,如何把资源变资本,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农村,需要创新模式。例如,兰州市榆中县李家庄田园综合体项目,就是开发田园综合体、产业庄园、特色小镇等为一体的农旅融合项目,满足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其中当然包括金融消费,基本解决了当地的贫穷帽子。

 

第三,普惠金融经营上要有创新突破,不能按照传统金融套路按部就班地运作。2018年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其中一项措施就是设立各地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为各省、市、自治区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持久动能。我们实地调研中发现201312月华龙证券公司设立地方四板股权交易市场,运行4年来,形成以登记托管、企业培育、融资服务和股权投资管理为核心的区域性股权市场金融服务体系,以股权投资、债转股等形式投入41家骨干企业,通过债权融资额10.49亿元。其中,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创业板上市,有力支持了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面激活农村普惠金融服务链的一个重要举措,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第四,普惠金融手段上要有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7922日出席“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就曾指出:今后我国应该借助代理模式和数字化服务,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手段打通农村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顺应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确实如此,互联网技术要为传统农村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不可持续难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借助手机银行这一现代创新技术,为边远城镇、农村地区和贫困人群提供效率高、成本低、操作简单的移动客户终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问题。肯尼亚在2007年推出的手机支付产品M-Pesa,为偏远农村地区提供随时、随地、随身的普惠金融服务,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五,从普惠金融宣传营销上要突出新亮点。在宣传农村普惠金融上,不能只靠一个惠农项目、一个金融产品、一个银行机构单打独斗式的营销,更应从美丽乡村、产品品牌上进行包装推介。总之,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还有许许多多的模式值得去创新和探索,农村普惠金融振兴不能沿袭传统,要敢于突破,勇往直前,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贫穷百姓的金融需求,促进普惠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农村小康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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