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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链空间/品牌联盟 媒体聚焦|不能一卖了之!不良资产处置难在哪?怎么办?听听专家怎么说

发布日期:2021年10月29日 点击:


本文原载到新华社客户端。


来源:新华社

文 | 瞭望智库 王亭亭


今年年初,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2020年银保监会共处置不良资产3.02万亿元,“力度前所未有,金额也是历年最高”,并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帮扶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金融系统及实体经济及时、精准纾难解困。


与此同时,关于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陆续落地。但在实践中,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AMC)等相关各方仍存在诸多障碍和困惑,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良资产市场的优化升级,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仍任重道远。


为此,10月22日,瞭望智库在京召开“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完善不良资产市场建设”闭门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协会、北京金融法院等部门,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信达、中国长城、北京农商行、浙商资产、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等机构负责人共济一堂,深入探讨当下痛点难点,共谏不良资产市场向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发展。会议由瞭望智库总裁王建军代表主办方致辞,瞭望智库研究院副院长聂欧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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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统底盘稳健 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不断加大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其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最为关键。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表示,过去三年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已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目前,我国金融业底盘稳健、风险可控。从数据来看,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371.26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336万亿元,占比90.5%。4400家参与央行评级的银行中,3978家参评机构处于安全边界内,资产占比98.64%,高风险机构仅占1.36%,主要集中在四、五个省。四、五个省高风险机构数量占存量高风险机构的69%,资本缺口占79%。这是准确把握当前金融风险大形势的基本前提。从媒体关注度来看,市场普遍更关注高风险机构。但是,这些高风险机构只是金融系统的个别现象,并不代表金融系统的整体情况。从风险实际情况看,是否会暴露风险,与金融机构的所有制无关。所以,从整体来看,虽然出现了个别影响恶劣的案例,但中国金融系统的底盘是稳健的、健康的。


“但是,须警惕金融风险的‘骨牌效应’,重视风险处置。”他进一步表示,目前我国的金融风险正从脱实向虚、自我循环、内部人控制、金融犯罪等表现形式,逐渐向区域经济风险、产业风险、财政风险等演化,在风险集中的四五个省非常突出,相应的治理思路和“药方”也应及时转变,处置高风险机构与振兴地方经济必须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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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


近几年特别是疫情以来,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不断加大,不良资产市场也呈现出诸多变化。


王建军表示,此前,不良资产处置的简单模式已不适应市场的变化。如今,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大,不良资产处置手段、渠道、方式均面临升级压力。同时,市场配置滞后、市场机制不完善,以及市场乱象待整治等问题,使得原本单纯由规模导致的压力,深化为了亟待解决的行业挑战。


北京金融法院副院长李艳红认为,近年来,在去杠杆的宏观金融政策之下,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处置压力较大。经济增速放缓时,由此前的高杠杆带来的债务风险可能会逐步释放,不良资产将持续增多,但危机中也蕴含更多机会。因此,对于不良资产案件的妥善处理,既是顺应市场需求、激发“逆周期”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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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融法院副院长李艳红


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监彭朗辉看来,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处在金融大循环系统的末端,能从中窥见我国金融业风险控制的真实情况。当前我国金融业的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良资产的处置步伐仍需加快,加快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及时有效出清(如已核销类贷款)不仅利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也有利于全社会金融资源更有效地运转和发挥作用,更有利于促进不良资产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有效防范处置不良资产形成次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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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监彭朗辉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经营一部总经理申希国进一步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不仅在于处置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也须重视实体企业风险,资产管理公司应着眼“问题机构、问题企业、问题资产”多个角度,利用“机构救助、企业重组、资产处置”多种手段,优化资源配置、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转型,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工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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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经营一部总经理申希国


经济周期叠加竞争红海 多层次难题待解

长期以来,我国不良资产市场在处置和盘活金融资源、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方面意义重大。但在新的经济周期和发展阶段之下,行业难点和痛点变得较为突出。


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周更强表示,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主体多元,除五大全国性AMC之外,还有银行系AMC、地方AMC、外资AMC等,各凭优势发挥主体作用,提升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和效率。这其中,尤其要重视地方AMC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尽管其机制体制灵活、国资运用具有多元化优势,但仍存在一系列待解难题,要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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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周更强


在场嘉宾均表示,当前不良资产行业存在转让难、定价难、处置难、变现难、融资难等几大现实挑战。


首先,银行作为不良资产的供给方,转让、处置的通道仍不够灵活通畅。


中国工商银行信贷与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周冀平说,近几年工行整体资产质量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且近三年不良资产处置规模总量已超7000亿元,领先同业。但受疫情和经济波动影响,目前处置不良贷款的困难有增无减。尤其在疫情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下,二级市场对不良贷款的消化能力出现下降,直接影响一级市场的收购能力和意愿,供需不平衡使得不良资产转让环节整体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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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信贷与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周冀平


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杨华认为,近几年,不良资产的市场化进程加快了处置效率,有效防范了消费信贷行业的重大金融风险。但是,资产方在进行资产转让时,经常面临合规、效率、定价成本等共性问题;尤其是信用卡贷款在进行批量转让时,还面临委托催收与金融消费者保护之间的矛盾,以及客户维护等多重目标,较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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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杨华


同时,传统的不良处置方式如核销、以物抵债、还款免息等,灵活性仍有待提升。周冀平举例说,法院裁定银行接受以物抵债后,银行对该资产后续的税费成本、管理成本相对较高,造成资产价值的萎缩和流失。同时,信息的公开透明、对称十分关键,目前行业的信息化程度仍有待提升。


银行资产端在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前,也需要做好多重准备。杨华以消费信贷资产不良资产证券化为例分析,银行资产端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提前做好不良资产转让管理系统的建设,同时围绕不良资产转让梳理好内部业务流程,完善好相关业务制度以及人员培养等准备工作,做好业务规划,预留出相关准备工作的时间。


其次,AMC作为不良资产的需求端和接收端,正面临内外部的多重压力。


“确权难、定价难、全生命周期跟踪难,是行业的三大痛点。”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副总裁林海分析,不良资产不能一卖了之,后续的处置、清收、整合均存在一些问题、纠纷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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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副总裁林海


在彭朗辉看来,AMC及整个不良资产行业正处于攻坚克难阶段:一是由于金融机构擅于以多种方式将不良资产卖出好价钱,由总对总、分对分的大包转让到10户组包、3户组包,到现在的试点单户竟价转让,客观上使得买方捡漏的机会越来越少;二是市场主体增多,一级市场形成了5(5家全国性AMC)+5(5家国有大行AlC)+58(58家银保监会备案的地方AMC)充分竞争的格局,鱼龙混杂且非理性报价现象突出;三是经济下行期并非处置资产的最佳时机;四是AMC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矛盾十分突出。同时,资产管理公司自身也迫切需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身素质和专业处置能力等“十八般武艺”。


周更强表示,相比全国性AMC,地方AMC面临更多挑战。首先,地方AMC的制度体系仍有待完善,目前仍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且各地监管政策不一,缺乏准确、精准的制度框架;考虑到资金来源、资金成本、处置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不能简单套用全国性AMC的监管政策。其次,市场主体多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使得地方AMC面临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高、业务资源受限、业务人才紧缺、处置方式单一等诸多问题。


申希国认为,目前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竞争已较为充分,但资产包的市场供给相对不足;AMC经营管理机制不够灵活,履行政策性使命和追求商业化盈利也存在一定矛盾。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四:一是全国性及地方AMC的监管主体、监管要求不统一,对后者的监管相对宽松和薄弱;二是不良资产相关管理制度严重滞后于业务发展,须尽快全面梳理完善以适应新形势和新实践;三是对AMC的支持保障政策不到位,包括资本充足率要求、低成本融资渠道、绩效考核政策等,不适应“逆周期”经营特点和“防风险”使命要求;四是AMC也需加快自身业务转型,特别是提升和打造“实质性重组”技术、规范和促进非金不良业务发展、开拓受托管理和资产证券化等轻资本业务。


再者,法律层面也存在诸多难点。


李艳红表示,目前,北京地区的金融不良债权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集中管辖,建院至今共受理10件不良资产相关案件。案件的特点主要集中于三方面:其一,不良债权延续时间较长,在诉讼中进行案件事实核查有难度,包括还款本息数额认定等;其二,不良资产案件中的债权持有方越发多元,除全国性AMC外,还有地方国资AMC和非国资AMC;其三,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转让时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需要对相关合同效力进行审慎审查。


顶层设计虚位以待精细化发展精准监管

构建并完善不良资产市场建设,充分调动市场手段并升级产品、创新模式、提升效率,推动不良资产处置向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发展,是当务之急。


对此,在场嘉宾提出了多项针对性建议。


孙天琦表示,一要做实不良贷款的统计数据;二要加强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三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扶持政策;四要加快司法处置进度,提高处置时效;五要建立准确、标准的不良资产估值体系;六要进一步推动不良资产处置程序和手段的法治化、市场化。


浙商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中国反洗钱中心前副主任柴青山建议,宏观层面要重视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及金融风险的传染性;不良资产市场层面,一是规范和加强对地方AMC的监管,对全国性AMC、地方AMC一视同仁,在监管法规、处罚机制等方面统一规则;二是推动不良资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尤其全国性AMC在薪酬制度、团队建设、专业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市场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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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中国反洗钱中心前副主任柴青山


周更强建议,首先要根据不同地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情况进一步完善地方法律,细化资产操作规范,进行精准监管;其次,扩充建立行业的自律组织,促进资源共享;再者,建议创新融资的支持政策,缓解地方AMC的融资需求;最后,进一步扩大开放,激发市场活跃度。


彭朗辉认为,要重视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的“防火墙”和“消防队”作用,加快建立和形成中国金融不良资产一级交易市场,包括违约债券交易市场,规范交易规则,提高交易透明度,便于集中统一监管,提质增效;二是规范不良资产二级市场,防止不良资产“击鼓传花”及逃废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周冀平也建议监管层适当调整对风险资产处置的相关要求,提高对不良资产处置的容忍度,给予商业银行在合规前提下自主操作、利润考核的空间,完善从业人员尽职免责制度等,使银行、AMC等更好地实现市场化、商业化处置。同时,建议监管不断扩大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买售范围,构建更加广阔的市场格局。


北京农商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李洪兵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


他认为,今年年初,监管部门下发《关于开展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开展单户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和个人大额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建议尽快将中小金融机构纳入试点范围,在为不良资产市场增加供给的同时,也能给予中小金融机构更多处置不良、化解自身风险的机会和渠道。同时,应尽快完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的税前扣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银行混合组包的压力和缴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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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商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李洪兵


聂欧表示,瞭望智库长期跟踪调研金融风险相关问题领域,目前部分金融机构已成金融风险基础性、源头性因素。从包商银行、恒丰银行等一系列风险事件的经验教训来看,不良资产市场的多处痛点难点,还亟待顶层设计补位,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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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智库研究院副院长聂欧


林海表示,天金所将自身定位于市场的基础设施,过去几年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了数字化资产交易链、全生命周期管理链、司法存证链三条链,解决从确权到定价评估、信息披露、纠纷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跟踪处置问题,提升资产流通、处置和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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